荣新江|习学敦煌望莫高——记施萍婷先生的学恩

今年6月下旬到杭州开会，无意间听冯培红说到他们几位在筹划给施萍婷先生90华诞编个纪念册，我自报奋勇地要写篇文章。虽然我既非施先生的同事，也不是她的弟子，但我和她有着很长时间的学术交往，一句话勾起了很多回忆。

施萍婷先生在莫高窟研究壁画

（20世纪70年代）

时间倒回到1983年的暑期，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81、82级的隋唐史研究生一行六人，跟随张广达先生考察河西走廊汉唐遗迹，最后到达敦煌。在莫高窟，我们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们的热情招待，段文杰所长、樊锦诗副所长安排我们参观洞窟，没有哪个洞子不能开放的；贺世哲、施萍婷、孙修身等研究人员带着我们爬上爬下，我们提出看哪个窟，就带我们进哪个窟，一个窟一个窟地讲解，一幅画面一幅画面地解说。我们所能提出的洞窟看完后，他们又主动说某个窟有于阗王子，某个洞窟有于阗瑞像，于是又从一层爬到上面，继续观摩。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考中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讲给我们，在一个星期当中，我边听边记，手忙眼花，但收获极为丰富，没想到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中看的黑白缩微胶卷中的文书墨迹之外，竟然有如此富丽堂皇的彩色画面，一个个原本只在书本中看到的历史人物——张议潮、曹议金、曹元忠、李圣天、于阗公主……竟然就在眼前。尽管囫囵吞枣，但这第一次的敦煌之行，无疑给我上了一堂堂生动的敦煌美术史与图像史的课程，开启了我敦煌学之旅的另一扇门窗。这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讲解，主要就是来自贺世哲和施萍婷先生的话语。

在1983年前后，我正在跟从张广达师一起研究西域绿洲王国于阗的历史，敦煌文书和洞窟题记、壁画都是我们的取材对象，敦煌归义军节度使供养人家族的题记，是其中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贺世哲与孙修身两位先生合撰的《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贺世哲先生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986年），施萍亭（施萍婷）先生的《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等文章，都是我案头时时参考的大作。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以这些经典文章作为基础才取得的，而且其中不少内容，我都在敦煌现场聆听过，所以记忆十分深刻。

 虽然施萍婷先生也写过研究《法华经变》、《金光明经变》等美术史方面的文章，但她作为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的敦煌遗书研究室的首任主任，以及1984年研究所扩编为敦煌研究院后的敦煌遗书研究所（后改成敦煌文献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她的研究重点更多地偏向敦煌文书。她主持编纂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敦煌遗书目录》（刊《文物参考资料》第1辑，1977年），完成《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后来主持《甘肃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工作，撰写《甘肃省藏敦煌汉文文献概述》，置于卷首（全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此过程中，她对敦煌文物研究所所藏一些重要文书都做了考释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归义军时期的《酒帐》外，还有天宝年间奴隶买卖文书、《龙种上尊王佛印法经》、《元至正廿四年借据》、《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等等。她为了确定《酒帐》的年份，曾花精力深入钻研敦煌具注历日，撰写了《敦煌历日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我每读一过，都感慨系之。此后重编王重民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也连带写出一系列有心得的文章，有的是札记的形式，有的则用论文表出，如《S.2926〈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写卷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法照与敦煌初探——以P.2130号为中心》（《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史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施先生发表的文章，我都第一时间拿来拜读，一方面她的治学领域覆盖了我当时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我也被她聘为敦煌文献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成为她的一名化外弟子。

施萍婷先生在日本（1990年）

1990年8月我开始到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做半年的访问学者，期间在11月下旬首次走访东京。我知道施萍婷先生也在东京访问，所以和她电话联系，前往她下榻的后乐宾馆拜访。施先生是敦煌研究院遗书研究所的所长，住在这里有点委屈，但敦煌的人什么苦都吃过，条件艰苦一点算得了啥。记得她特别到后乐园车站来接我，带我到宾馆午餐，她说虽然简单，但这里提供中餐，这对于一直在龙谷大学学生食堂午餐吃面条的我来说，无疑是一顿美餐。她知道我喜欢喝咖啡，所以特别送给我一瓶准备好的高级咖啡，让我感动不已。更重要的是，她把还没有发表的有关三界寺道真和藏经洞的文章给了我一份，因为她知道我也在思考藏经洞文献的构成问题。这就是后来我在《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中引用的《三界寺·道真·藏经洞》一文的底稿，后来发表在《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我和施先生的观点非常一致，也受到她的很多启发，特别是她对于没有署名道真，但从书法上可以判断为道真的写本的考察，是极其有洞见力的看法，对我启发很大。我记得那次只有小半天的会面，还看了施先生做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的稿本，知道她正在大力增补王重民的目录，敬佩有加。

施萍婷先生作为敦煌文书研究的专家、研究院遗书所的所长，来到日本自然是把调查日本所藏敦煌写本作为己任。我在日本的一项工作，也是想调查日本散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因此，访查敦煌写本，成为我们之间通讯交流的一个重点。记得她曾经来信询问怎样办理访问宁乐美术馆的手续，如何申请复制蒲昌府文书等事宜。我则把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收藏的油印本《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复印寄送给她。国会图书馆我在东京时曾经专门去了一趟，打听石井本《神会语录》的所在，馆方没有找到，但告知有一些敦煌写卷，时间所限，我没有见到。后来施萍婷先生有信来，说她曾前往调查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写卷，详细告知相关情况。在施先生的努力下，她在日本期间，先后调查了三井文库、藤井有邻馆、唐招提寺、国会图书馆、大东急记念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敦煌文献，并一一撰写了《叙录》（分载于《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1994年第3期，1995年第4期）。此外，她还把亲自考察国内藏卷的有关收获，在东洋文库讲演，并用日文发表《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面面观》（《东洋学报》第72卷第1.2号，1990年），与东洋学者分享。

后来，施先生更有机会于1995年5-7月随段文杰院长访问俄罗斯圣彼得堡，调查当时学界尚不太了解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现更名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敦煌文献，回来后随即撰写了《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之一》和《之二》（分载《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6年），提供给学界大量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初步研究心得。此前我和张广达先生探讨10世纪于阗国的年号归属问题时，一直以不能见到Дх.1400、Дх.2148号两件带有“天寿”纪年的文书为憾。1991年7月我曾有机会走访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东方学研究所，向所方申请阅览而未能如愿。所以当我知道施先生要去圣彼得堡时，就委托她来调查这两件文书。施先生回国后，很快告知除Дх.1400、Дх.2148外，Дх.6069也是同组文书，据背面《道场应用文》，三件原系同一写本。她同时寄来所抄录的三件文书全文，我们据以撰写成《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载《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使天寿年号的定年问题彻底解决。这完全是得于施先生的恩赐。其实，受惠的还不止于此，她还把同时抄录的Дх.18917以下和田出土的若干件于阗汉文文书寄给我们，这又促成了我们合撰的另一篇文章——《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2002年），其中提到“部分参考了施萍婷教授尚未发表的录文”，就是同样来自施先生的恩赐。我记得在90年代很长的时间里，施先生经常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先用西北话问候一句“好着咧吧”，然后就谈学问。所以当时我对她的学术活动非常了解，因此才能够事先拜托她代为调查俄藏有关于阗年号的敦煌写卷，没想到施先生马到成功，不仅让我们解决了天寿纪年问题，还获得了混入敦煌写卷中的俄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这样前所不知的重要资料。

施萍婷先生在圣彼得堡（1995年）

记得那个时候我向她提出的另一个大胆的请求，是借1994年去敦煌参加“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阅览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收藏的敦煌卷子，她一口答应，并联络了副所长李正宇先生，两人一道把两把钥匙从兰州带到敦煌，因为两人必须同时开锁，才能打开箱子。当时所有文书都收藏在文献所的保险柜里，即将移交给新盖好的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这些文书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图片在各种书刊上发表，除了一本名叫《敦煌》的大图录之外，往往都不清晰，而且不全。会议之后，在施、李两位先生的陪同下，我得以大饱眼福，浏览了除一般的经卷之外的所有公私文书，包括迄今还没有完全发表的周炳南旧藏两本《敦煌石室遗墨》，其中包括不少背面有回鹘文的残卷，以及任子宜等人的旧藏。这让我打开眼界，对于像《张君义勋告》等文书的原貌有了亲眼的目验，为后来写文章提供了依据。对于施先生给与的学恩，真的是感激不尽。

作为回报，我几乎每出一本书，自然要寄赠给施先生求教。每次施先生接到书，都第一时间打电话或写信来，倍加鼓励。最让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我把拙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寄给她以后，她提笔写了一篇《述评》，对我的工作充分肯定之余，又多有溢美之词。她说到：“我初读本书过程中，时时为他的精确描述所感动，不由自主地想写点‘感想’，甚至连标题都想好了，就叫《后生可畏》，副标题为《八个字上见功夫》（详后）。”她所说的八个字，是指我把S.11564八个字的小残片填补到S.3329所缺的洞中，并定名为《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这篇《述评》发表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上，我知道施先生这样发表别有心意，但我读了之后，为她如此提携后生而感动不已。

施萍婷先生与作者

（2018年11月19日·杭州）

施先生1995年离休后，我和她仍然有学术交往，每次去兰州，都去看望她。有时候到敦煌，也常常在那里拜见。2005年3月17日她寄下她的大著《敦煌习学集》上下册，其中汇集了施先生研治敦煌学的主要收获，这是我放在手边书架上、时常翻阅习学的敦煌宝典。

志愿军施萍婷在朝鲜雪地

（1951年-1954年）

施萍婷先生曾入伍参加志愿军，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自1961年从兰州艺术学院调到敦煌工作，是一位“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她守住了寂寞，做出了成绩。她性格爽快，落落大方，提携后生，不遗余力。我作为晚辈，能有许多机会跟她习学敦煌，受她恩惠，十分幸运。值此施先生九十华诞之际，谨撰小文，祝先生健康长寿。

（2021年8月8日）